動輒囚困數十年:日本精神病患難逃歷史污名

撰文:藺思含2021-06-24 11:30更新:2021-06-24 11:30

去年9月,69歲的伊藤時男(Tokio Ito,音譯)對日本政府提起法律訴訟,控訴政府失敗的政策導致他被困精神病院40餘年。就常理而論,患者的住院時長取決於患者病情、醫生判斷,何以與政府相關?伊藤時男一案,揭開的不僅僅是日本精神醫科產業的弊病,還有日本特殊歷史時期留下的精神病污名化問題,這讓日本——這個精神病床數量佔全世界總量五分之一的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間跟精神醫學現代化潮流背道而馳。

幾十年前,16歲的伊藤時男在東京一家餐廳廚房當學徒,卻在此期間出現精神分裂症狀,妄想着自己與日本皇室有親緣關係。此後五年間,他輾轉入住東京兩間精神病院,最終被轉至福島的一家醫療機構,一待就是40年。

雖為精神病院,但這裏卻不提供心理諮詢服務,而主要依靠藥物治療。即便如此,伊藤的狀況漸漸好轉,藥物用量也開始下降。尚值青年的伊藤感到他已經可以重返社會,提出要求出院卻遭到拒絕。伊藤意識到自己出院無望,沒想到40年的光陰過去,一場突如其來的東日本大地震震碎了精神病院的高牆,還了他自由。

一場地震帶來的自由

2011年,伊藤在福島醫院損毀後轉到另一家醫院,在那裏,他的主治醫生為他辦了出院手續,讓他轉到專門集體宿舍,並最終在兩年後開始獨立生活。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磐城市遭受海嘯沖擊,水面出現巨大旋渦。(Reuters)
2011年3月12日,日本福島縣,南相馬巿遭受海嘯沖擊,汽車、樹木被水沖走,堆積在建築物旁邊。(Reuters)

「離開精神病院後,我陷入了徹底的迷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見過或者用過ATM,不知道怎麼買火車票,也從來沒用過手機。」伊藤描述他在初獲自由時的驚愕,如今,除了要堅持服藥,他的生活和其他人並無二致:一間一房一廳的公寓,每天做飯、清潔、去公共浴室洗澡,閒來畫他喜歡的畫——平常但「美好的」生活。

「我曾經不止一次想到死。我想要結婚、生孩子。但我卻(在醫院)丟失了大半的人生。」儘管過去的時光無法挽回,伊藤想要通過這一紙訴狀,幫助其他還在「籠中」的患者。日本厚勞省數據顯示,2019年度精神病患者的平均入院時間為266天,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8年數據則顯示,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在這方面的平均數遠低於日本,分別為35天、23天和14天。。伊藤說:「我還在醫院的時候,看到好些其他入院20、30多年的患者,裏面有人看上去已經可以出院了。我希望他們也能像我一樣重返社會。」

經濟騰飛的社會負累?

事實上,上世紀中葉以來,出於人權考量,許多國家對精神病患者逐漸從強制住院轉向社區療養。這之中,一種名叫氯丙嗪(chlorpromazine)的抗精神病藥的問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該藥物幫助下,許多精神疾病患者無須在醫院接受治療。但日本卻反其道而行之,精神病床對人口比例在過去50年來高居不下。

美國密蘇里州一家有數百年歷史的精神病院,如今已改為博物館Glore Psychiatric Museum。(網上圖片)
美國密蘇里州一家有數百年歷史的精神病院,如今已改為博物館Glore Psychiatric Museum。(網上圖片)
美國密蘇里州一家有數百年歷史的精神病院,如今已改為博物館Glore Psychiatric Museum。(網上圖片)
美國密蘇里州一家有數百年歷史的精神病院,如今已改為博物館Glore Psychiatric Museum。(網上圖片)

致力於精神病院開放化的日本精神科醫生石川信義在他的書《心理疾病患者:走向開放的精神病學》中寫道:「在戰爭(二戰)以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們生活在各自的社區里。那時候,他們被視為日本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由於戰爭過後的國家政策,這些患者中的絕大多數(從社區中)消失了。」

當時的日本正為恢復經濟窮盡一切社會資源。但戰後龐大的精神患者群體被視為社會發展的障礙:每年耗費政府1萬億日圓(約合)的公款,他們的家屬往往要家中照顧他們而無法外出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1950年通過了《精神衛生法》(Mental Hygiene Law),允許地方政府通過行政令要求強制入院,或對患者負有法律責任的人代理給出入院許可。 此後至60年代,政府更通過了一系列鼓勵性措施——包括允許精神醫科採取更低的醫護對患者比例、為精神病院提供低利率貸款,甚至是為強制入院提供全面的資金補助。在這些措施之下,日本的精神病床數量從1957年的6萬有餘,倍增至1964年的15萬以上。因此,被視為「社會累贅」的患者於是大量的被困在精神病院。

美國大使在日遇刺 暴力污名延續至今

社會針對精神病患者的問題更因1964年發生的一宗事件而惡化。這一年,美國駐日大使、歷史學家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在日遭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刺傷。當時實現經濟騰飛的日本正積極發展對外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因此,賴肖爾遇刺引發了日本政府強硬回應,進一步放寬精神患者強制入院的規定。

不過,比起政策變動,影響更加深遠的或許是當時媒體上出現的污名化運動,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塑造為危險人物。政府下令精神科醫生要向當地警方報備需要注意的患者及其潛在危險。

日本人權組織邀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80年代進行調查,最終得出報告稱:「目前日本的精神健康服務架構, 會引致不恰當的醫療照顧以及大規模的嚴重人權侵犯」。

可是時至今日,日本的新聞報道中仍常常能看到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和排斥,衍生不少倫常悲劇。2017年,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在被父母囚於家中15年後,被發現凍死在屋內。警察發現這名33歲的女性處於嚴重營養不良中,體重僅有19公斤。

入住精神病院的患者,亦不見得生活條件理想。估計日本現今精神病院的入住人數多達29萬,2019年,全日本因「綁床」而動彈不得的精神病患者數目多達一萬人。儘管近些年公眾態度有所改變,但歷史和國家政策的烙印之下,自由與尊嚴對日本許多精神病患而言仍是稀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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